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日伪对冀中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，七月，又集中兵力扫荡了文新地区，文新县抗日武装的主力撒至大清河北的东淀苇塘，各区抗日武装也都化整为零，就地隐蔽起来。由小队长王金辉率领的二区小队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也暂时把枪支集中起来，分别隐藏在纪屯张桂发家和南大有村王金辉家里，队员们则各自回家隐蔽待命。
　　七月的一天，特务头子杨玉启带着特务到二区扫荡，抓住二区区小队战士朱保发，朱保发贪生怕死，叛变投敌，供出了区小队队长王金辉的姓名地址，还带着敌人来到南大有村抓王金辉。
　　这天早饭刚过，敌人包围了南大有村。随着一阵乱枪声，敌人闯进村子，用刺刀把全村老百姓押到村北大场。特务队长杨玉启腰里别着盒子枪，站在碌碡上，嘿嘿一阵冷笑，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今儿个是找王金辉的，交出王金辉就没你们的事了。”众乡亲谁也不作声，只是向他投过鄙视的目光。过了一会儿，杨玉启看没人吱声，便恼羞成怒，吩咐几个特务拉出几位乡亲，用枪托、皮鞭毒打一顿，但乡亲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不知道”。杨玉启没办法，又派人到村于里搜，由于叛徒的指引，二小队的，枪支被搜出，王金辉同志也不幸被捕。
　　王金辉被敌人押到大场后，叛徒朱保发颤抖着对杨玉启说：“他……他是我……们的小队长。”敌人把王金辉捆起来，先是一顿皮鞭抽，枪托打，直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然后，敌人押着王金辉绕着大场转。杨玉启恶狠狠地对王金辉说：“你说，谁是八路?谁家还有八路?”王金辉挺起胸膛说：“就我一个。”杨玉启不相信，又命令特务对王金辉一顿毒打，但是王金辉始终只是说：“就我一个。”
　　杨玉启无奈，便兽性大发，命令特务把王金辉拖到一个麦秸垛旁，把他的衣服脱光，吊在树上用皮鞭抽，滴滴鲜血淌下来，染红了一片土地，但敌人得到的回答仍只有四个字：“就我一个。”敌人得不到任何东西，对王金辉采取了更加残暴的迫害。他们抓起一把麦秸，就在王金辉两腿之间点着了，烈火舔噬着王金辉的肉体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王金辉，这个钢铁战士，在烈火的考验面前，仍没有屈服，他怒目圆睁，牙关紧咬，一声不吭，直到昏死过去。王金辉的母亲看到儿子受到这样的酷刑，心如刀绞，她疯也似地冲出人群，边哭边骂：“你们这帮没有人性的东西”，跑过去想护住儿子，但被凶恶的敌人推开，老人家的哭声使王金辉苏醒过来，他咬着牙说：“妈，别害怕，他们长不了了。”
　　敌人使用了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，也未能使王金辉屈服。他们把王金辉放下来，想让他光着下身到乡亲面前，用王金辉身上的烧伤威胁乡亲们。王金辉识破了敌 人的阴谋，他痛斥敌人：“你们白披着人皮，还不如牲口，那里有婶子大娘，兄弟姐妹，快给我穿上衣裳。”敌人无法，只得让王金辉穿上裤子。王金辉同志忍着巨大的疼痛，昂首走到乡亲面前，坚定地说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不用害怕，我王金辉活着为咱乡亲活，死也为咱乡亲死，小日本儿长不了。”说着，他又用手一指敌人，说：“这帮狗特务，保险没有好下场，八路军早晚会拾掇他们的。”
　　敌人把王金辉押到了孙氏据点交给了日军。每当他们外出扫荡，就把王金辉带上，用同样的刑罚，逼问他谁是共产党，谁是八路军。但王金辉始终毫不屈服。最后，敌人把他押到了文安城里。
　　在文安城里，敌人先是对他百般拉拢，热情款待，给他安排了上等住房，铺上软软的床，每天好酒好菜，香烟香茶。对这一切，王金辉连理都不理，看也不看。他每天只是蹲在一个旮旯里，同敌人进行绝食斗争。敌人的收买失败了，他们又把王金辉打入阴暗潮湿的牢房，每天严刑拷打，遇问谁是八路，王金辉总是回答：“要命有一条，要我出卖同志，没门儿。”敌人气极了，把王金辉按到水池子里淹死过去，然后拉出来，控干肚里的水，等他喘过气来，再按到水里淹．往复几次后，敌人绝望地叫喊：“说，你还知道谁是八路?”王金辉仍冷冷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　　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，敌人把王金辉及其他十六名抗日军政人员装上汽车，拉到西关外，活埋了。
　　让我们记住这位钢铁战土吧：王金辉，一九一六年。生于文安县南大有村，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工作，一九四O年加人中国共产党，历任文新县大队战士、班长、小队长，文新二区小队队长，一九四二年八月牺牲于日本强盗的魔掌之下，时年二十六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