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文安就以“釡”形地势，屡遭水患，“浪卷残村”的景象，惨不忍睹，加之战乱.外敌入侵.赋役和苛捐杂税，使这里的人们饱受苦难。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，历来是“十年九涝”。洼地内，大片的土地芦苇丛生，蒿莱遍野。人们只有靠捕鱼捞虾.织蓆编篓为业，卖些钱或换得粮食，多数家庭仍然“家无隔夜粮”。无此技能的青壮劳力，靠扛河坝当长工维持家计。秋后，一部分人仨俩一伙，肩挑铡刀，到河北（大清河北永清、固安、霸县一带）去铡草，也就是为混一天三顿饭，工钱是每天一升（三斤）棒子（玉米）。有的卖锅煲鱼、虾酱，住店吃饭后略有剩余。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土地，因长期淹没在水底也无法耕作。“涝了文安洼，十年不回家”，人们只有望水兴叹。每次闹大水时，搬家逃难，居无定所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。相当一部分人家为了寻求生路，他们有的举家“下卫”（天津），有的“闯关东”，从此流离失所。有的直到1949年后才纷纷返回故里，但有的就永远客居他乡。

    边缘地区，受洼地常年积水的侧渗与浸渍和旱涝交替的影响，造成了严重的“次生盐碱化”状况，到处是“秋后生盐碱，春来起白烟”。有的是租种地主的土地，有的是用几代人积累的一点财产置买了土地。可由于地薄，辛勤耕作一年，除了籽种和交租往往所剩无几，仍然是过着“糠菜半年粮”的日子。过去有“涝了收蛤蟆，旱了收蚂蚱，不涝不旱收庄稼”之说，然而，由于“十年九涝”，总是难遂人愿。即使偶有丰年，人们也是“秋时犹记怒涛狂”而节衣缩食。

    在旧时的艰苦岁月里，主要食物是杂和面（在棒子面或高粱面中掺入一些可以代食的东西）。逢年过节或来客人也很少能吃上白面，至于白面烙饼、大米稀饭、杂面条、纯棒子面饼子等，都属极奢侈的美味。就是那些靠苇编和捕鱼换些粮食的富裕人家，也得紧衣缩食，为了节省，大多在吃白面馒头时，也要掺上小米面或白棒子面。人们除了在无粮时吃各种野菜.榆树钱儿.柳树狗（柳树未开花时的骨朵）和水中的柳叶苲外，还常常要挖些地梨代为充饥。春季有做一些饽饽酱（面酱），是用一口一块，馊了不能吃的饽饽，晒干碾碎发酵制作。吃时佐以小葱、苣荬菜、苦苦麻.萝卜缨子食用。秋后用萝卜和萝卜缨子腌菜。陈年咸菜汤舍不得扔掉，在锅里熬过后再用。为省钱，大多腌菜时是用硝锅作坊熬火硝时出的一种硝盐，淹出的咸菜极其苦涩。当时人们一日三餐甚至要整年的吃这些，并且沾不到一丝食用油，就连鱼虾端到饭桌只能闻到一股污泥味。富裕人家吃油时，也只是用一小铜钱从香油罐儿中沾取一两滴。饲养的家禽下蛋舍不得自食，要集中起来到集市上换回些急需的日用生活品，诸如煤油、火柴和食盐等。平日每天县城有柴禾市，时间是大清早。一般货物交易衡器是十六两秤，卖柴禾一般按十八两或二十两一斤。

    有水时鱼虾等水产品丰富，价钱便宜，可以买，也可以自己捕捞，吃法很简单。熬鱼，由于只是在锅里放一把盐，熟后的鱼个个翻着白眼，被人们戏称“白水煮咕嘟”。把鱼放在簸箕里，撒上一些面粉（高粱面或玉米面），反复滚动几下，倒入热锅里煲干，这就是后来的锅煲鱼。最使人难以下咽的食品就是贴饽饽熬鱼。一般人家不用油或用少许油，在锅里煲得近似于金黄色后，再加水，然后放盐放醋，锅边上贴上饼子，鱼熬熟了，饽饽是一半烙一半煮在鱼汤里，这也就是后来的“一锅掀”——贴饽饽熬鱼。鱼属凉性，饽饽常常是掺上地梨面或野菜苲菜的饽饽，不仅粗糙苦涩，还会使人吃下后腹胃胀满，拉稀闹肚子的比比皆是。当时这种做法是为了省事和省柴。村子四周，大水泱泱，可以用来做饭和取暖的东西，只是些水草或捞些漂来的杂物。有钱的人家，时常到县城柴禾市，买些柴禾来用。人们一年到头要量吃买烧，因此，老辈人念念不忘“吃烧一般重”。在船上捕鱼的，以鱼为主食，米面为辅，也舍不得吃好鱼，只吃卖不上价格的“糟鱼”，如泥鳅、鲶鱼、甲甲、小鲫鱼小虾等。

     城乡饮用水主要是浅井水。水井一般在各村的村头，砖砌的井壁，砖石的井台。少数小村子用土井取水。县西南部浅层水质较好，东北部浅层水质较差，俗说“水硬”，做粥饭不粘稠，最难喝的是大洼中心马武营的水，赶上干洼年头，到马武营洼种地，条件好的自带水，大多数是吃当地水，由于苦咸味涩饮牲口，牲口都不喝。闹水的年头，县城外的各村只好饮用大洼里的水。

    过去，人们穿戴都很简陋，甚至衣不遮体。一年四季有棉单两季服装的就算富裕户了，大部分农户四季一套服装，是用白什锦粗布染上靛蓝制成的，把夏季穿过的单衣加点棉花就当棉衣过冬。因长期穿在身上不能替换，破损很快，大多是补丁摞补丁。过春节时，一些巧妇把家人的旧衣再重新洗染，权当新衣穿戴了。四、五口人家一床被子的不在少数，甚至有的户没有铺盖，到了夜间只能在身上盖条麻袋。有的户买不起炕席，只好睡在草上。穷苦人家盼子女，又怕生孩子，生了孩子没衣穿，只好将婴儿装在母亲的裤兜子里养活。
    地处洼淀的人们能有一间供一家几代人遮风避雨的屋子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普通人家建房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将成本降到最低，又便于灾后重建。大多是泥坯房，大水来时，把几条檩一抽，安置起来，举家外迁。大水过后，泥坯一垛，放上几条檩，就是安身之所。只有稍富裕或大户人家，盖房前先挖槽夯实，有的还要掺上白灰然后夯实，然后再砌墙。夯有木夯、石夯，宽敞地方用碌碡绑木杠做夯土工具。那个时期人们的住房，大多是土坯房和“里生外熟”的房子，只有富户和官宦人家盖得起砖瓦房。盖土坯房，是用事先备好的土坯，垒砌房周墙体，只在两侧房山顶部和房檐滴水处用些砖瓦，有的连一块砖都没有。房檐滴水处就是用苇把子做的“老檐出头”。为防止雨水对墙体的冲刷，人们还要给房子“披蓑”。房子“披蓑”，就是在墙面表层，用泥将高粱穰（去除籽粒的高粱穗）沾成层层叠叠的鱼鳞状。

    “里生外熟”的房子，分两种。一种是墙体外皮用砖平放垒砌，里面垒土坯的房子，叫卧板房。一是省砖，二是墙体厚，冬暖夏凉；一种是墙体外皮用砖陡砌，里面用土坯填空的房子，叫陡砖房，省砖但不牢固。庄户人家大多住这种房子。更有为数较多的人家，没有房子，只能住在船上或搭地铺。一些人家，一年到头东家搬西家，靠给外出户看房子，这称“住房儿”的。“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”的人家比比皆是。

    由于文安洼水灾连连，人们的出行更是苦不堪言。村庄四周大水涛涛时，船是交通工具，冰封时节，就只有依赖冰拖床。一个村庄上没有几条船，赶集上甸，探亲访友只有搭便船。俗语说：“马武营人生得苦，赶个集二十五（里）”。是说马武营村的人赶集买东西出行很难。距县城二十五里，北距左各庄、东临静海县王口等集市大约都在二十五里左右。这也是洼地各村的实际状况。因为每遇狂风暴雨，翻船事故屡屡发生，一旦家里有人生病，想请个医生都请不到，只能眼见着小病转化成大病，大病要了命。在冻河两孱之际（初封冻与开河前时期），必须备好日常生活用品，如盐、火柴、灯油之类，那是船不能行，拖床不能走，是最困难的封闭阶段。

    1939年特大水灾波及整个文安县境，全县村庄被水包围，15个村庄被冲毁，70多个村庄冲走大半,倒房4万余间,秋粮颗粒未收,冲走财物禽畜无数,淹死和冻死的灾民3000多人，据《河北近代大事记》中记载，“1939年日寇在华北‘扫荡’失利后，掘堤放水进行报复造成了这一惨案”。当时穷苦人家几乎全部外出逃难，近的逃到天津，远的逃到绥远、东三省或上海等地。天津的谦德庄一带聚集了大量的文安难民，男的拉洋车，孩子捡煤渣，妇女到纺纱厂做工。当时的恒源纺纱厂、第二、第三棉纺厂工人大多数来自文安。沈阳、营口、济南、上海许多养金鱼的师傅大多都是文安逃荒去的。遇到旱灾、沥涝或蝗灾，除去逃荒之外，有的在家的打地梨、捋草籽、抄草籽（用一种长把的带有锯齿形铁片的工具上一支布兜，双手握把，挥动在水草穗部，把草籽抄到兜里）、秋后扫草籽，扫草籽的工具是把高粱秸秆劈开，除去内瓤，截断勒住箍紧，固定在一根木棒上，做成大镐状，用力连刮带扫。再用条帚、簸箕、筐箩、粗细的筛子簸干扬净磨碎充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