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沂市古为琅邪郡(国)属地。作为东夷文化发祥地之一隅,这里文化底蕴深厚,历代英才辈出。在临沂有一位矢志于琅邪文化的研究,且已取 得丰硕成果的学者,他就是人尊"琅邪居士"、临沂师范学院(已离休)教授王汝涛先生。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作协山东分会会员。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,山东省历史学会琅邪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,临沂市文联名誉副主席,临沂市社联荣誉副主席,享受国家特殊津贴。

　　标准的"中国式"知识分子

　　王老1921年生于河北省文安县。旧中国的一个耕读之家,长于民国初年的动乱时期,在异乡颠沛中完成了基础学业,而三十年代又面临日寇侵华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威胁,使当时的青年学子王汝涛懂得了爱国,正如其在《八十反思》诗中所言:"学业始基幸己奠,爱国初志入深衷"。
　　 "深衷"的爱国之情当然要有所表现。1944年秋,正在政治大学读书的王汝涛,当得知日军打到广西,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危急之际,他再也坐不住了,热血沸腾的他,毅然报名参加声称将去东南亚抗日的青年远征军。
　　1948年,返校复读的王汝涛毕业于南京政治大学,被分配到台湾一地方税务机关就职。在台仅任职半年,他于1949年初回到南京。南京解放后,他欣然由南京军管会文委会介绍到山东济南,等待组织安排工作。
　　1952年,王汝涛于济南学习结业,被分配到临沂师范任教。时值而立之年的他,以自己能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而无比自豪。他在临沂师范工作期间,思想向上,教学认真,关爱学生,团结同仁,因此在师生中口碑极好。
　　按临沂师范当时在临沂地区所处的(最高学府)位置,以及王先生在学校中所处的(骨干教师)身份,他无疑是一位从旧中国"改造过来的发展前途的知识分子。殊料后来的世态民变令人遗憾,1958年他被错划成右派,而接踵而来的十年"文革"又使他继续蒙冤。
　　从一个精力旺盛、工作蒸蒸日上的人民教师,一朝打入"政治冷宫且过着"寻常巷陌失居处,贫贱夫妻苦生涯。糊口羞乞陶令米,救穷欲种故侯瓜"的难堪生洁,但王老并未灰心丧志。他喂猪时往往是一手拿瓢舀猪食,一手拿着书本看书,谁见了都说他是个"书呆子"。——一个身处逆境,且前途未卜的人能如此痴情读书,如此豁达胸怀,表现出他坚定地相信共产党,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二十年勤奋读书,使他学富五车,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史学攻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!当"云开又喜见红日"之时,他又迈入"万里长天丽晚霞"的境界。
　　王老的"晚霞"的确艳丽:1979年他成为临沂地区首批两位副教授之一;1982年被评为全区优秀教师;198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　　出生于旧中国,历尽动乱而知爱国,由爱国而知追求真理,大是大非面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,蒙受政治冤屈而无怨无悔,身处逆境而默默进取,最终事业有成,并投入共产党怀抱。这不正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秉性和理想的归宿吗?

　　勤奋而多才的学者

　　王老在政治上是一位爱国者,在工作中,则是集教授、作家、史学家三者为一身的多才学者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他年近花甲之身,重新迸发出青春活力。他,怀着报党恩、抢时间、补损失的激情,夜以继日地工作,在教书育人的同时,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,同时积极参与学校和学术界的各类活动。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当时作为临沂唯一高等学府一一临沂教育学院的教授,积极投身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,并为全地区中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而编写《古典作品选译》、《同义词辨析》、《语文教学参考资料》等教学工具书。为解决全区中学历史教师缺员问题,他又为学院主动承担起筹建历史科(系)的工作,使学院在全省师范学院系统率先建立了历史系。
　　身为作家和学者,他在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方面,首先着手进行古籍图书的选注编校工作,同时穿插进行个人文学创作,其劳动强度之大,非常人可比;其工作效率之高,则极为罕见。截至2002年,他已经创作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有《偏安恨》、《翠谷义踪》、《巾帼藩王》、《王羲之》、《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》、《翰墨人生》,长篇通俗小说《观世音传奇》,专著《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》、《琅邪居文集》、《王羲之志、》(与刘瑞轩合作),校注《太平广记选》、《唐代志怪小说选译》、《续山东考古录》、《类说》,主编《王羲之研究》、《诸葛亮研究三编》、《金秋阳都论诸葛》、《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》、《颜真卿志》,编篡《全唐小说》,以及撰写数十篇史学论文。单独成册者近40部,字数在1000万以上。这个成果迄今在临沂市还无人能与之比肩。
　　难能可贵的是,王老如此勤奋而多产,其目的只是为了"生产"更多的精神食粮回报人民,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。对于王老的思想境界之高,已故著名画家王小古先生曾将清代王国维的一段话书赠之作比:"古今之成大业者,大学问者,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:‘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'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'。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'。此第三境也"。
　　在这里,如果说王国维的话是总括了王汝涛教授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,那么,今人兰州张崇琛先生在《王汝涛先生与琅邪文化》一文中,则比较具体地肯定了王老治学的几个特点:一是对材料的广泛搜集与精心鉴别:二是严格遵循"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"的原则:三是既立论稳妥,又新见迭出:四是研究与创作的结合。在同文中,张还称赞王老的治学态度体现了琅邪文化谨慎、执著、坚毅的精神。
　　王老在琅邪文化研究方面不但有自己的特点,而且硕果累累。如:对东夷文化在沂蒙地区的中绝,提出了"与西周成王东伐和齐、鲁二国的同化有关"的新观点,并协助修订了莒国大事记；考证出诸葛亮出生地在古琅邪阳都(今沂南县)；确证王羲之出生于琅邪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(今临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)；考证出了马陵古战场在郯城县境内；帮助费县有关部门对颜真卿故里进行了考查,为"唐鲁郡颜文忠公新庙记碑"帖写了前言,由此提高了颜真卿故里的知名度;近年来,他又通过缜密考证,把小说《金瓶梅》的作者还给了苍山县兰陵镇。
　　综上所述,王老以琅邪文化的研究成就可谓大矣,贡献可谓多矣,但仅一个"大"字不够,加上一个"多"字也不够,还应该加上一个"难"字。众所周知,改革开放以来,各地都在抢占名人效应,“无理争三分”，因此，王老在考证各种史实方面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,都是由他拿出足够的证据,驳倒对方,打"笔墨官司",据理争过来的。他不只是著书立说,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学术洁动。他先后在诸葛亮研究机构、马陵之战研究组织里任职,勇敢地发挥着"领军"、"指挥"、"拍板"作用。由此可以说,王老己和琅邪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:琅邪文化因为有了他,而得到发扬光大,反之琅邪文化又以其特有的魅力成就了这位学者。